一个校长、一所大学、一场思潮激战，孕育出新人、新政党、新中国

新文化运动是在百家争鸣的形式下进行的，反过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文化运动。百家争鸣的典型场所是北京大学，其倡导者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于1917年1月初就任北大校长。针对中国文化思想界“好同恶异”的劣根性，蔡元培提出了著名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这个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实际上是对封建的思想专制的否定。

根据“网罗众家”的原则，蔡元培就职不到十天，就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上海迁至北京。蔡元培又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胡适为文科教授兼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钱玄同为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刘半农、周作人为文科教授。鲁迅此时仍在教育部任职，但和北大进步教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些人士都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者，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营。《新青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扩大了它的政治影响。

同时，蔡元培还留聘、新聘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而思想保守的教授，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崔适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北大的保守派营垒。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得到陈独秀的充分肯定。陈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蔡老先生欲兼收并蓄，宗旨错了’，这话我却不以为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像崔怀瑾(崔适字怀瑾)、辜汤生(辜鸿铭)、刘申叔(刘师培)、黄季刚(黄侃)四位先生，思想虽说旧一点，但是他们都有专门学问，和那班冒充古文家、剧评家的人，不可同日而语。蔡先生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很有主义，很有分寸，是尊重讲学自由，是尊重新旧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并不是毫无分寸，将那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捧角戏评，和荒唐鬼怪的扶乩剑侠，毫无学识的丹田术数，都包含在内。”

对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的做法，陈独秀表示反对，认为：“像董仲舒那样的专制办法，大背讲学自由的神圣，实在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蔡先生兼收并蓄主义，大约也是不以这种办法为然。”

陈独秀这封信，提出了学术争鸣的重要意见。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步形成万马皆喑的专制局面，直至五四时期才真正撞击了这种封建专制，再度呈现百家争鸣的自由学风。陈独秀反对董仲舒那种强行压制某一学派的做法，主张“无论新旧都有讨论的自由”。

同时，陈独秀也指出，蔡元培的兼收并蓄是“很有分寸”的，并不包括扶乩剑侠、丹田术数等在内。这种既有自由，又有分寸的方针，是正确开展学术争鸣的典范。可以认为提倡民主自由的思想争论，也是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专制学风的批判。

值得称道的是，某些新旧学者，尽管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尖锐对立，但并未因此产生个人恩怨。陈独秀赞成辜、刘、黄、崔都有讲学自由，同样，当陈独秀后来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刘师培也领衔率北大及各界人士约四十人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

在兼容并包的思想原则指导下，北大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学生思想十分活跃，各类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讲演团、新闻研究会、静坐社、雄辩会等等。各类刊物也很多，著名的有《新潮》、《国民》等，属于保守势力方面的则有《国故》等。民主自由的学风，一扫沉闷、颓废的旧习气，这时的北大，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大批青年正在觉醒，努力探索着救国真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中国文化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总的来看，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旧势力对它的攻击还不是很激烈，所以，《新青年》还要用“双簧戏”的办法，来引起新旧思潮的争论。

然而到1918年底至1919年初，情况就不同了，封建卫道士们纷纷出来抨击新文化运动，大骂它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功利倡而廉耻丧，科学尊而礼义亡”。这场谩骂的高潮，是林琴南(林纾)写的一篇名为《荆生》的文言小说，发表在1919年2月17日的上海《新申报》上。

小说塑造了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另有三位新文化运动的拥护者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荆生对三人怒斥道：“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最后，田、金、狄三人被“伟丈夫”赶走。小说实际上是旧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仇视情绪的发泄。

在保守势力的进攻面前，新文化运动也展开了猛烈的反击。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旧势力的挑战。他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谩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荆生》小说发表后，李大钊在《晨报》发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他正告林琴南等人道：“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通过这场激战，新文化运动得到更大的发展，并且开始把反对封建文化与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过，怎样才能推翻军阀的统治呢?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这些仍旧是人们探索的问题。

1918年冬天，北京有一群才能卓越的学生，因为受到当时潮流的影响，热烈支持新思想和新文学运动，便合作创办《新潮》杂志。这个月刊的英文名字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这杂志最初是由北大学生傅斯年、顾颉刚和徐彦之所创议，后来罗家伦、潘家洵和康白情等也加入了筹备。他们大多数是对历史和文学有兴趣的学生。

出版这月刊的新潮社是个非常小型的组织。当它在1918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的时候，只有21个会员，他们全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登记入会的会员好像从不曾超过41名。大多数会员后来都成为“五四事件”时的学生领袖，而且从那时候起，在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的发展方面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现在简单列举一部分和他们后来的成就如下：

在《新青年》和北大发生了关联以后，新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高度的推崇和广泛的注意，一方面是因为北大在中国有学术领域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有学生日趋壮大的支持。

由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开始就激起了年轻知识分子的热烈支持。

这不但应归功于这个月刊中所提倡的许多大胆新颖的观念，也应归功于其中极有效力的文体和写作技巧。除此以外，从许多角度看来，月刊里的《通信》一栏是中国杂志中首次出现的一个有效而真正自由表达公意的场所，很多重要的问题和观念都曾在此得到严肃的讨论和发展。《新青年》可说是个名符其实的“思想炸弹”。

有一位读者回忆说：“它的出现像是声雷鸣，把我们由骚扰不宁的梦中震醒了。”月刊的出版者之一汪孟邹说，当初每一期大约只印1000份左右；1917年以后，“五四时期”期间，销路骤增到16000份。就当时中国出版业的情况而论，是个相当惊人的数字。由于读者的大量需求，许多期都曾重印了好几次。

中国青年对这一杂志的热烈反应在读者投书里非常明显，这些投书大多是由觉悟的年轻人执笔。后来他们之中有不少在现代中国政界和思想界甲成为出众的人物。这些年轻的读者，当他们在努力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遭受挫折之时，看到这杂志的出现，对他们说来，正如其中有一位说的，它就是“青年界之明星”。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的结果是爆发了“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的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得其助力仍在发展，各种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数量增加不少，但其主导趋向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蔚为潮流。

当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学说被介绍进中国，由于各派学说纷呈，其间还引发了数次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这样的论战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在五四运动为中国带来的重要变化中，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及随后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的影响可能还没有为国人及外人所充分估计，但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却日渐凸显，并且真正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工人阶级力量的成长，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五四运动”则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风向，使得马克思主义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

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及运动期间工人阶级的作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创造了有利的阶级基础，再加上在此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其影响，中国民众因巴黎和会外交失败而对西方列强的普遍失望与拒斥心理，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当然，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也有不少其他各派的学说被介绍进中国，由于各派学说纷呈，其间还引发了数次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通过这样的论战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活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传播进入具体实践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实践过程的发端及其组织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则为水到渠成之举。

1921年7月23日，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现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出席此次大会的有各地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在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陈独秀时在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两人均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而没有出席。

7月30日晚，开会地点突遭租界巡捕的搜查。31日，会议转移到距上海不远的沪杭铁路线上的江南小城-—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进行并在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理论走向实践的发端，也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革命性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的重要标志。很快，中共的组织力、动员力、奋斗精神、勤于实干等，都将在国共合作中得以充分表现，并因此而开创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激荡了无数国人精神与生活的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时代。从此一个不远的新中国在一群新人组成的一个新政党的不懈奋斗中，已然在路上……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