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龄危机：老年失踪人口年超1.7万，养老金系统长期亏空

图为日本京都，一位年迈的出租车司机正在站点等候客人，他借着车内的灯光在阅读一本小册子。（南方周末记者冯飞/图）

七年前，绫雅在一个午夜接到了警察的电话，“您的父亲目前在警局里，我们发现时，他正在街头游荡。”

绫雅居住在日本首都东京，在一家教育机构担任高管。接到电话的那一刻，绫雅根本反应不过来发生了什么。

大约20年前，绫雅的母亲死于癌症，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一个人住在茨城县。

接到电话后，绫雅赶紧给离父亲住得更近的哥哥打电话，哥哥也已经快50岁。

这件事让绫雅感到羞愧和自责，回想起来，父亲的变化从六十多岁时就有了端倪。绫雅记得有一次回家，发现父亲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有时候，父亲会半夜起来迷迷糊糊地说话。当时，绫雅想，“也许人老了就会这样，又或者是父亲经常饮酒所导致。”

直到父亲受到警察救助后，经过医院诊断，绫雅和哥哥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俗称的老年痴呆或失智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大脑会不断萎缩，几乎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只能通过服用药物来缓解症状。

在老龄化极速加剧的日本，像绫雅父亲这样的失智老人正越来越多。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日本痴呆症患病率为2.33%，在35个发达国家中最高。

自从父亲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后，绫雅每周去探望父亲两到三次，往返车程在三小时左右。起初，也许是由于药效的缘故，绫雅的父亲还能够自理，虽然认知会偶尔出现障碍，但大多数时候，绫雅和父亲还能正常对话。

但大约一年后，绫雅父亲的失智症状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辈子爱干净的父亲开始不扔垃圾，我定的便当他碰都没有碰过，堆了四五个烂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在酱油瓶里装满乌冬面。”绫雅痛苦地回忆说。

后来，父亲甚至产生了幻觉，他告诉绫雅，家里还有一个小男孩，他阻止父亲吃药，甚至父亲躲到浴室里都不能摆脱这个男孩。

绫雅意识到，再也不可能让父亲一个人生活了。但是，绫雅和哥哥都不能辞职在家照顾父亲，“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先让父亲去私人疗养院。”

不过对于患有失智症的父亲来说，私人疗养院的照护是不够的，而且价格高昂。但要想让父亲住进专门为失智症患者准备的养老院，绫雅还需要通过一系列测评。

不同于绫雅，大阪的明子决定将患有失智症的母亲接来同住。

明子的母亲浅代77岁的时候，被诊断出患有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开始时症状并不明显，只是偶尔会忘记一些事情。但在丈夫去世后，浅代开始变得有些抑郁，她不再做饭，也吃得很少，这也直接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加重。

病情恶化后，一个人在家的浅代经常去按邻居的门铃，对邻居说要找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还常常会重复购买很多东西，浅代在超市里买回了非常多的蛋黄酱和香蕉，堆满厨房里，家里的客厅也满地都是纸箱。当浅代在银行试图取出现金时，她因想不起密码大发雷霆，当着柜员的面撕碎了存折。

当明子刚提出要将母亲接走时，浅代拒绝搬出她在大阪郊区住了三十多年的房子，后来抵不过明子劝说，最终搬到了大阪市区。

为了保障母亲的安全，明子时常将她锁在公寓内。但这并不能阻止浅代偷偷溜出去，在陌生的大阪街头，浅代永远不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但她牢牢记住女儿的名字——明子。

“到警局去接妈妈，常让我感到没有尊严。”明子是一名自由编辑，也经营着一间艺术画廊。后来，为了能够保证所有时间都可以和母亲在一起，她不得不将画廊关闭。

但这也无法让母亲安安静静待在家里，87岁时，浅代的失智症开始伴有狂躁症，她会突然在女儿的公寓里砸门，当明子挡住去路时，她甚至会殴打和咬人。这样的痛苦持续了整整一年，明子筋疲力尽，她妥协了，打开了公寓门，让浅代在日本西部大阪繁忙的金融中心街道上闲逛。而明子只能在一定的安全距离下跟着她。

明子清楚记得有一次，母亲一直步行了几个小时，直到凌晨才愿意停下来。

“我的妈妈变成了怪物，而我无法对付她。”明子感到绝望。

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的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报告指出，大约十分之六的失智症患者可能不记得姓名或地址，他们很容易迷失方向。但该协会的一位研究员伊利夫也同时表示，步行有助于让情绪激动的患者平静下来，有一定的治疗作用，有助于患者睡眠。

但失智老人独自离家步行的后果很严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警方2025年汇总的老龄失踪人口达17000多人，当中70多岁和80岁以上的占94%，甚至有527人被发现时已横尸在外。

在父亲患病后，绫雅开始到处搜集有关失智症以及失智症老人如何护理的信息。

绫雅不得不考虑到几点现实性的问题：第一，父亲没有积蓄也没有保险；第二，绫雅和哥哥必须继续工作以支付长期护理费用；第三，她和哥哥没有能力对父亲进行家庭护理。

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之前，绫雅的父亲已经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用多种药物，如果不能按时服药，后果也可能是致命的。

但要想住到专门为失智症患者准备的养老院，绫雅需要让父亲接受长期护理等级认证。绫雅打电话给政府机构进行咨询后，他们派给绫雅一位护理支持专家。

护理专家和绫雅进行沟通，并为家属提供护理建议。在这之后，来自政府机构的调查员需要对绫雅父亲的状况和他的家庭进行面谈调查，整个过程大概需要一个月。

根据政策，要想住进为失智症患者准备的养老院，绫雅的父亲必须获得3级以上的长期护理认证。绫雅的父亲最终被评估为5级，绫雅很感谢当初那位护理专家，是他告诉绫雅，等级评估不仅仅需要看受照护人的身体情况，也需要考虑家庭情况，在少子化问题十分严峻的日本，若“照顾父母阻碍结婚”这一点成立，长期护理认证等级有很大概率被提高，而绫雅和哥哥都是四十多岁仍未结婚。

此后，绫雅开始给政府提供的特殊养老院名单中的10个打了电话，但没有地方能收留父亲。他们告诉绫雅“床位都住满了”。

私人疗养院的价格已经让绫雅吃不消，“父亲要在那住上半年的话，一百多万日元一眨眼就没了。”

三个月后，一间特殊养老院给她打来电话，说可以把老人送过去了，这让绫雅松了一口气。

像绫雅家这样，一发现家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就送到特殊养老院的还是少数。在东亚国家日本，长期以来，人们固有的观念是家庭养老，而不是去养老院，孩子应该在照顾年迈父母时承担主要责任。甚至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秉持的观念是，将老年人送进养老院就是抛弃。

日本老人川人曾经写过一本书《我想在家里死去》。在他看来，让失智症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度过最后的岁月，要比在一家没有熟悉面孔的养老院好。

日本大多数老人也确实在家养老。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显示，日本承担看护老人工作的超60%是同居家人，比如儿女和配偶。而每4名75岁以上超高龄老人中，就有1位需要他人看护才能正常生活。虽然日本各地都有专门的“特殊养老院”，但在近30%人口都是老人的日本，这类养老院往往一床难求，且护工人手短缺，老人的长期护理等级认证程序也较为复杂。

母亲患病后，明子成为了上百万照护失智老人家庭护工的一员。她关了画廊，终日陪在母亲身旁，她已经习惯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人身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但有一次明子还是崩溃了，浅代从家里进出多次后，走进了一间高档意大利餐厅，突然当着其他食客的面，她称女儿为“走私犯”，并要求服务员报警。

明子把母亲拖回家后，发现身上有多处被母亲踢出的淤青，浅代总是步行，小腿肌肉非常发达。明子给自己买了一包烟，这是她戒烟六年来第一次复吸。

在日本，上百万照护失智老人的家属就是这样一步步逼近心理承受能力的极限，这也引发了日益严重的老年护理危机，每年有1万多名患有痴呆症的老年人失踪，有些消失多年，有些永远不会回来或最终被发现死亡。

甚至一些家庭会出现“看护感到疲惫”而杀人的案件。据日本警察厅统计，2007年至2014年8年间，这类案件共有356起，其中多数发生在亲人之间。

日本福士大学社会福利学部副教授汤原悦子分析称，照护失智症患者的家庭每年不得不投入大约1300个小时，平均每个家庭每年损失380万日元。此外，由于照护失智症患者的任务非常繁重，照护者可能失去与社会的联系，而更加崩溃。

日本福利部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受害者亲属虐待老年人的案件数量在2025财年增加了2.1%，达到创纪录的17281起，其中一半人患有失智症。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下，老年人只能与家人共处，因为他们无法外出及申请护理服务。

日本老年人及失智症患者越来越多。厚生劳动省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将有五分之一患失智症。内阁府2016年发表的老龄化社会白皮书更是指出，失智症已经成为威胁长寿强国日本的最严重疾病，到2030年日本患者人数将达到830万，到2050年将超过1000万。

而早在2013年，日本政府便制定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照护系统，命名为“橙色计划”。2015年，政府将其修订为新橙色计划。

这份计划旨在实现尊重失智症患者的意志，让他们可以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失智症友好的社会。政府不希望让失智症患者远离社会，而是让社会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失智症患者“就地养老”，而不是住到养老院，也可以让本就负担过重的护理机构和人员得以缓解。

据当地媒体报道，政策在2015年1月正式出台后，相关机构及公司定期举办培养志愿者的讲座，在所有年龄层、所有职业领域，培养“失智症志愿者”。接受培训并经过特殊机构认证后，志愿者们会获得一枚“橙色手环”。截止到2015年末，日本已经培养了713万名“失智症志愿者”，这意味着平均每18位日本人当中就有1人拥有“橙色手环”。

明子也在一些必须要外出的时候，为母亲找到了一所日托机构，尽管在这之前，有两家日托机构因为浅代有冲出门和打人的倾向而拒绝服务。每周有三天，明子可以将母亲早上送过去，晚上接回家。

与警察合作是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明子不再认为警察找上门让她失去了尊严，反而明子越来越依赖警察。明子已经和她家1.5英里半径范围内的所有八个警察局建立了联系，警察局有明子母亲的全部信息，甚至有明子列出的母亲可能会去的地方。

浅代曾试图步行到城西260英里的港口城镇门司，她在那里长大，是外祖母家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还有一段时间，浅代在大阪以西3英里的春日出当护士，帮助治疗受伤的二战士兵或感染梅毒的妓女，她也曾步行到那里。

有时候，明子也会请专门的看护来家里工作。2015年安倍第二次竞选时提出了“安倍经济学”，其中“新三支箭”里就有实现“看护零离职”的方针，号称要解决日本人口老龄化和专业护工匮乏等社会难题。

根据这项政策，入职一年以上的公司固定员工，在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后，可以申请每人每年5天的“看护休假”；家属也可在3年内提出两次申请缩短工作时间的申请，还可申请不参与加班或出差；老人病情严重的话，还能申请每年93天的“看护停职”。

得益于这项政策，绫雅才能够在父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时，频繁地回到茨城县。在绫雅的公司，只要她能在期限内完成了她所负责的工作，就可以相对自由地请假。

除了上述保护失智者的政策外，日本多地还试点出台了各自的地方政策。在藤泽市，政府利用每天在城市中巡逻的垃圾车，建立了失踪人员信息共享机制。一旦失踪者家属提出搜索请求，办公室会将登记好的目标人员的年龄、性别、特征等传输到每辆车，工作人员接到信息后，便会在巡逻时注意目标人员是否在该区域内。

在伊丹市，政府为了保护失智老人，在城市街道安装了一千多个传感器，周围环绕着Wi-Fi信号。当失智老人外出散步时，一旦偏离了正常路线，钱包里的电子追踪器就会不断向他们的家人发送警报。

近十年来，明子的母亲浅代虽然失踪过多次，但好在从没有受到过严重的伤害，只有两次，她在街上摔倒有一些擦伤。

绫雅的父亲则一直居住在特殊养老院，特殊养老院主要依靠国家政府的财政拨款来运作，个人只需要支付10%-30%的费用。

超老龄社会以及痴呆症高发也给国家带来另一个潜在危机。目前，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已经长期处于亏空状态，2025年政府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34.6%，远高于发达国家60%的警戒线。

早在2013年，日本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曾公开表示，日本的老年人应该“赶紧去死”，因为“当你想到自己花的是政府的钱，你就会睡不好觉”。

但讽刺的是，说这话时的麻生太郎本人也已年过古稀。

三年后，战后第一次婴儿潮时期的出生者都将达到75岁以上。日本厚生劳动省估算，届时日本全国需要护理者约为826万人。对于日本的养老体系来说，无疑将造成极大压力。

这些年，日本政府不得不拆借其他部分的资金来填补养老金亏空，甚至通过涨税等手段试图从年轻人身上榨取更多。

这也间接导致了日本年轻人成为“草系”，步入“低欲望社会”。生育成本提高、预期收入下降也让日本适育人口“不愿生”、“不敢生”，从而使总和生育率长期低于1.5，陷入“超少子化”困境。

在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根据日本人口机构预测，2010年到2050年，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将从8128.5万人减少到4929.7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51.8%。

安倍晋三在任时，将日本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称为“国难”，而他的继任者岸田文雄上台后，延续了前任政府的相关政策，外界并未看到他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解决老龄化和人口下降的问题。2025年日本总务省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1日，日本不满15岁的儿童人口总数为1465万，比2025年同期减少25万，刷新历史最低纪录。

这也是居住在大阪的明子所感受到的，新生儿不断减少，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明子已经越来越能够适应照护母亲的生活，“她剩下的日子已经很短暂，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情快乐地生活。”

在东京工作的绫雅，也已经开始利用为父亲进行护理的经验，给自己做退休养老的前期准备，“我不想给别人给社会增加负担，我新买了很多保险，退休后保险公司会按月给我固定的金额，直到我死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郑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