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什么害怕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他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国家面貌，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呐喊。

就是这样一位深刻影响并改变了世界格局的伟人，一生却只出过两次国，并且都是去苏联。然而，尽管他未曾到过西方国家，但西方国家对毛泽东却有着敬佩和赞叹，也有着害怕和恐惧。

第37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对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西方对他有如此的态度呢？

反对战争与追求和平是毛泽东世界和平思想的核心，并且“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通过“和平为上”的理念向全世界表达中国的和平愿望。对和平的追求贯穿毛泽东政治生涯的始终。即便是日后作出抗美援朝、对印度自卫反击等战争决策，其目的也在于以打促和，以战争求和平。

这种和平理念对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个国家，尤其对战后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国家是极具吸引力和感召力的。

世界和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毛泽东思想及著作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亚非拉地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思想不仅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对那些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62-1966年该国订购的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的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

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也曾表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为自己领导武装斗争、创建“民族之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毛泽东的决心和超凡的思想，是最后胜利的原因。”

毛泽东的思想在广阔的第三世界得到广泛传播，其著作也被多次出版。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华期间与毛泽东谈话时表示“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在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中，有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毛泽东之所以让西方感到害怕就在于：一方面，他比旁人更有魄力和勇气从战略的视角对来自西方的威胁和挑战说“不”；

另一方面，他却并非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会实事求是地分析国内外各种因素以及从战术的视角构建颇具创造力和艺术感的实践框架。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美国决定派海军和空军进攻朝鲜人民军，与此同时，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将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第七舰队随即出现在台湾沿海。

美国在两个方向同时采取军事行动，暴露出其对新中国的真实态度，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以及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不断根据朝鲜半岛的态势制定准备措施。

9月28日，战局的发展变化之快超过各方的预料：美军占领汉城。

10月1日，苏联和朝鲜先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请求。

10月2日、4日，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两次会议上，不赞成出兵和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的人占据了大多数，主要理由则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经济困难、反革命尚未全部镇压、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尚未完成，人民政权并不巩固。

面对同志们的疑虑，毛泽东既没有专断行事，也没有轻易否决出兵的可能，而是多方商讨、深思熟虑。

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最终完成了出兵援朝这一重大决策。

彭德怀曾经对毛泽东作出出兵援朝决策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抗美援朝一战，换来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威望，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内各项建设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直接保障作用。

抗美援朝是毛泽东决策的战略构想和远见卓识的体现，而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则是其战略嗅觉敏锐的反映。

1954年起，中国与印度就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进行多次会谈，但数次交涉无果。1959年5月，毛泽东亲自致信尼赫鲁，表示希望可以和平共处，提议双方部队各自后撤20公里，并尽快举行会谈。

印方并未接受这一提议，并且在随后的两年里暗中加快推进速度，在侵略占领的我方领土上建立据点。

印度正是看准了中国此时在国际社会中的艰难处境，一而再再而三地侵略、占领我领土。就在印方肆无忌惮地推进侵占之时，转折出现了：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弹道导弹，直接威胁到苏联安全。作为回应，苏联暗中有计划地在古巴建设导弹基地并部署导弹。

1962年10月15日，美军侦察机发现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这场美苏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正面对抗事件爆发。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对峙，无暇顾及其它，国际社会的焦点都放在了加勒比海。

这些在客观上为中国解决印度侵占领土问题创造了极好的外部条件。1962年10月18日，毛泽东迅速抓住美苏对峙、无暇东顾的战略窗口，确定对印军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尽管这场边界反击战的规模和时间都极为有限，但它沉重打击了印度的嚣张气焰、打碎了印度的大国美梦，换来了边境数十年的稳定。

毛泽东的外交能力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就以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施展，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的开端打下坚实基础，并且帮助新中国在建国初期可以在国际社会迅速站稳脚跟。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一边倒”，并正式宣布新中国成立后将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三条基本外交方针是在充分考虑了国内外困境之后做出的选择。

在建国初期帮助新中国在政治上，获取了极大的安全利益；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工业援助；在外交上，一扫国民党留下的半殖民半封建影响，与苏联、印度等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可以在态势急迫之时，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抓住机遇，并以过人的勇气和决心做出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充分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形成“联美抗苏”的态势，既有效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又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大门。

“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史上一段令人称赞的佳话，它结束了两国持续20多年的相互隔绝的局面，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更是中美邦交正常化的开始。

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毛泽东敏锐的战略视角和打破陈规的勇气。1971年4月，在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美国国家队选手格林·科恩误上了中国国家队的大巴车，中国国家队队员庄则栋与其友好地“历史性互动”并互赠礼品。

比赛期间，美国乒乓球队提出赛后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彼时，中美两国已处于对立状态达20年之久，国内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情绪十分强烈。

在革命的巨大惯性、固有的思维定势、工作的依赖路径等因素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对美国乒乓球队的提议都持消极态度。

然而，毛泽东却在这件平常的小事中看到了推动历史进程向前发展的瞬间，最终力排众议，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小球转动大球，随着民间交流的开启，中美两国在官方层面的交流也逐步展开并由台下转到台上。

1971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交流，并于访华期间签署了中美之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回顾毛泽东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作用，《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流经历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曾说：“在同尼克松总统谈判时，十之八九是周恩来做最根本的工作，在幕后同毛密切配合。但是最后的决定全是毛做的。”

毛泽东过人的外交能力不仅在中美苏战略三角中发挥作用，在处理同美苏之外的国家的关系时，毛泽东也颇具创造性。

在20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如何在超级大国的博弈中避免沦为牺牲品、美苏之外的国家如何谋求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美苏之外的广阔舞台。毛泽东认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

毛泽东多次提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

1974年，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即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美苏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表示过“政治就是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而“三个世界”理论正是对这一观点的完美应用。通过将世界各国根据意识形态、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等要素进行划分，有利于当时处在美苏夹缝中的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同美苏之外的国家交往时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毛泽东令西方感到害怕，这种“害怕”并非弱肉强食环境下，弱者对强者不得不作出的卑躬屈膝。

这种“害怕”源于毛泽东心系世界和平、倡导世界人民大团结的真切情感，这种“害怕”源于毛泽东心系民族富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坚定信念，这种“害怕”源于毛泽东心系长远发展、兼具敏锐果断和定力的战略思维。

基辛格曾评价毛泽东“强势而又冷峻，是诗人也是战士，是预言家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

回顾历史，毛泽东的思想为后发国家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战略魄力和勇气为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打出一片天；毛泽东在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帮助新中国在美苏对峙中站稳脚跟并结交到大批朋友。

如今，我们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恰恰需要从过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从前人的智慧中寻找方法，毛泽东在思想、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卓越成就和贡献必将为我们提供有效的指引。

1、储昭根：《“乒乓外交”的逻辑与中国外交智慧》，《人民论坛》，2021年第22期，第92-99页；

2、王芳：《毛泽东伟岸人格解读的西方视角——从基辛格论中国谈起》，《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20-26页；

3、李珍：《毛泽东的世界和平思想及其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3期，第148-155+196页；

4、王力：《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心路历程及战略构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22-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