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外滩23号——解放前夕中国银行地下党的秘密斗争

1949年5月26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已经解放了，但外滩仍在国民党残部的枪程之内，就在这破晓时分，突然在外滩23号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外墙亮出30米长的大标语：“庆祝大上海解放！”这是上海外滩最早高悬的迎接解放的标语。同时，中国银行营业大厅内，也高悬出一幅30米长的标语：“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行中地下党和积极分子冒险挂上的。

银行先生，总给人一种事不关己、髙髙挂起、明哲保身，小心翼翼捧牢只银饭碗就心满意足的印象。殊不知，银行中就有那么一些忧国忧民的优秀青年，为新中国诞生贡献青春。

上海中国银行首位地下党员

中国银行被接受后，摄于外滩的中国银行门口，

中为地下党员项克方。

项克方是中国银行第一位地下党员，也是上海地下党金融系统的负责人，又是程慕灏（中国银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副行长）一世的挚友和上级领导。他长相儒雅俊朗，待人谦和诚恳，约在1936年前后，经人介绍入上海中国银行做办事员，入中行前公开身份为协鑫银号南京办事处职员。当时用名为项志润。

项克方一世为人低调，再加因地下工作关系，留下的有关个人资料也较少。他于1950年与庄世平、张锡荣、孙文敏、闵一民等五人组成金融工作团核心小组进港接管海外金融机构，总计接收香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洋商业银行等九行局资财约5240万港元，并出任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副总由程慕灏担任，从此两人配合默契，并肩共事，为香港华资经济的发展及内地与海外经济贸易作出重大贡献。项克方约在1965年前后奉调回北京中行总行。

银行先生破天荒闹革命

1938年10月中行地下党总支部成立，在低级职员和练习生群体中做工作。地下党员们分别加入由中行当局举办的“英语学习班”、“读书合作社”、“同人同乐球艺部”，还创办了《书声》刊物，并特邀行中第一把手、德髙望重的宋汉章为刊题词，令该刊有了一定保护色。

上海银联聚餐会会员合影

银联（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是上海银钱业职员的群众组织，得到不少金融业上层人士的赞助，并且领到租界当局的执照。中行地下支部利用了该组织，在1939年下半年，征得银联同意，成立“银联常务干事会”，不但得到行方的承认，还争取到每月由行方提供的相当经费。所以讲，“常务干事会”实际是中行地下党群众组织的雏形。

1939年下半年，法币贬值，中行职工待遇没有得到提高，职工牢骚不断。地下党认为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时机已到。这是地下党在中行的第一次斗争，是破天荒的，故经过详密的策划，决定采用联名签呈的形式送交行方，提出“物价上升，而待遇依旧”，要求增加工资。全行有40%的职工签了名。为防止行动对带头人报复，签名顺序按姓氏笔划重新作了排列。一个多月后，职工普调工资。斗争胜利了。

香港中国银行大楼

1949年元月，北平和平解放。国民政府力劝程慕灏及其他几位高层携全家赴台，并说已准备好轮船一艘。言下之意，不要说全部家人，连家中一针一线都可带走。其中宋汉章作为金融界泰斗级人物是重点劝留对象，可惜宋还是被强制离沪。

1949年元月底，中央银行载有重要档案和账册的“太平号”轮船赴台，程中在舟山触礁沉没。消息传到上海，大为震惊，地下党即时提出“反对逃跑，反对迁移”的斗争。此事对程慕灏触动颇大。他自忖大批中行高层即便到了台湾，僧多粥少，能否保留原职原位都是问题，而且认为自己是服务中行近四十年的老员工，如弃数百名同仁不管自顾离开，是不负责的。正如他所说“船长永远应该是最后一个离船的。”

事实上当时已有地下党力劝程慕灏留下。他留在中行岗位，对稳定中行其他高层影响很大。1949年2月18日，中行地下党一手筹组的公开组织“中国银行员工应变互助会”成立，它号召员工积极准备各种档案：中行包括房地产库存现金在内的资产及重要放款对象和投资单位及欠款单位；详尽的中行大楼平面图；各部门人员的政治身份、历史表现及工作能力的单子。

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代表抵达中行，当年撤退至苏区的地下党员项克方、刘善长等随军返行，参加接管。职工闻讯蜂拥入营业大厅，将他们髙高举起。项克方作为军方接管处领导人，执行具体接管工作，同时执行的军方领导有龚饮冰、冀朝鼎和洒海秋。只花了十天，新中国银行就于1949年6月6日开始营业。当时交接细节可惜因程慕灏和项克方都已先后去世而无从得知，但程在其自传中写过，回顾两次交接中行，一次是抗战胜利后作为滞沪留守向重庆接受大员交接，一次是解放了向人民政府军代表交接，前者的感觉是怯弱恐慌的，后者却是平等坦然。程慕灏当时曾半开玩笑地对项克方说：“好了，我将这副担子交出来了。”项克方答道：“慕老你正当时日，中行仍需要你。”不久，他就被派至香港中国银行任副总。正总就是项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