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点滴 // 张建英

一

当年福师大艺术系校园就象花园洋房，树荫蔽天，花草遍地，幽静典雅。楼房既洋里洋气，又古色古香，看着就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学习的人，出去后想不艺术都难。

老师多为我国艺术界的前辈，如美术专业的谢投八老师，我很早就从朱元暹老师听说过他的大名，而音乐系的李未明老师，就出生在厦门一个有名的音乐世家。还有诸多优秀的老师，都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

有人说77，78，79三届的大学生含金量最高，也许有点道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年福师大艺术系的学生，一个个善良可爱，聪明伶俐，健康活泼，热爱学习。最有意思的是，如学声乐的学生，无论走到哪里，即便是上厕所，只要感觉一上来，张口就是充满磁性的高音，有学生因此被戏称为“厕所HighC”，调侃中带着赞许。有很多同学学习都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当年学生的年龄差别很大，同学大的53年出生，小的63年出生。女同学们称男同学叫“你们男孩子”，听起来象大人给小孩说话，大概是所谓“女性比男性成熟的早”，但年纪再大的女同学，也没有被男同学视为大姐的。男女同学关系很融洽，而且恰到好处。当时也没有特别倡导，但男同学下意识的就成为女同学“护花使者”，有社会上的流氓到系里欺负女同学，往往被男同学揍到哭爹叫娘，几次下来，就再也不敢进艺术系大门了。

艺术系有几个厦门籍的男同学有很好的武功——可惜名字记不起来了——曾打败过体育系武术专业组的，后来和省歌舞团的小提琴手杨汉珍先生一起，收拾过福州很多街道的流氓团伙，使得整个福州市的流氓混混说起和福师大的学生打架就双腿发抖。说文人当文武双修，当年的大学生堪称典范。吕志群同学曾经一人打败三个流氓，而且还制服并捕获了这三个流氓，因此成为省级文明标兵。

在福师大，外语系和艺术系被称为“贵族系”。我不知道外语系是怎么被称为贵族的？但艺术系我还是很了解的，起码艺术系的学生被学校宠的比较“娇气”。例如早餐分两次，七点一次，九点半又一次，艺术系的学生相对作息没有规律，所以，真正搞艺术的人都成不了网红。当年我特别羡慕吹管乐的同学，每个月多五斤粮票，可以在在校门口换几支“大重九”的好烟抽了。

艺术系食堂的厨师个个不简单，做出来的饭菜几乎达到“众口能调”的最高烹调境界，当年火食费每月18.5元，平均一天六毛，以菜票的方式发放，早上一毛，中午三毛或四毛，晚餐一毛或两毛，总之可以天天吃肉吃鱼。食堂的炒米粉很好吃，只要两毛钱菜票和相应的粮票，为了节约菜钱换烟抽，我曾经一天吃一餐炒米粉，整整吃了一个学期，导致后来回家后，有几年看到米粉就恶心，可见再好的东西都要适量，不可一味索取。

食堂里有开水桶，喝开水不限制，更不用钱，但大桶水温度不够泡茶，只能当开水。因为我在插队时候养成喝早茶的习惯，所以我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先把茶泡浸好，第二天早上喝“隔夜茶”，茶色发黑，味道苦涩。

二

说实话，鄙人不是能学好术科的料。音乐不过和美术一样，仅仅是我的生活爱好。我喜欢文学，也志在文学。我只有小学毕业，根本就不懂数学，77，78两次高考数学都是0分，总分上线也没人录取。报考艺术系只是做为跳板。试图进入学校后，通过转专业的途径再到中文系学习。女同学彭青的父亲正好中文系的教授，经过她的帮忙，中文系同意接收我，并由彭教授单独对我进行一次“考试”，也就是面试，简单聊了几个关于文学的话题后，就让我即兴写一篇作文。其实就是走个过场而已。随后就和艺术系有关部门联系。艺术系对我的想法也很支持，表示同意后还和我谈了话。无奈人算不如天算。在同个时间段里，体育系有十九个同学一起申请转专业，被人向有关方面的上级领导反应说这些人都是走后门进来的，必须复察。所以学校做出一个新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转专业，说起来我也是“一刀切”的受害者，所以我一直耿耿于怀，心思都不在学习上，整天和几个中文系的同学玩在一起，这几个同学都很有才华，却不是好学生，但孙绍振老师却很器重他们，成为他们的好朋友，由此我认识了孙绍振老师，后来和孙绍振老师很熟悉了，我也跟着这几个同学称孙绍振老师为“老孙头”。其实，彼时的孙绍振老师还很年轻，相貌清秀，皮肤白皙，一身的书卷气，戴着啤酒瓶底似的近视眼镜，一看就令人肃然起敬。和学生们在一起，是孙绍振老师最快乐的时刻，每每谈笑风声，举重若轻。幽默风趣通常是学问家最大的性格特点。他曾说，你写人家里穷，说什么家徒四壁，食不果腹都不如写奶奶教孙子说，孩子啊，拉大便的时候，要拉一半，留一半，肚子才不容易饿，这样的含着泪水的笑话，让我受益终生。和我一起的几个中文系同学，后来都成了人物，例如福州军区大院出生王迎春先生毕业后由三明一中的语文老师成为作家，最后成全国著名反恐专家，供职于天津武警指挥学院。

因为心思不在艺术系的学习上，所以我很多课程都没有修好，特别是手风琴课，我没上过一节课，但李未明老师却给了我考试合格通过的成绩，让我感动至今。我感动的不仅仅是老师让我过关，我更感激李未明老师的人文情怀。当然，很多老师们都很了解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对我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关怀，有一学期我竟然旷课79节，但有关方面并没有对我做出任何处理。后来因为我创办的“南方诗歌”被学校强行接管后（此事将在另文介绍），我一时冲动，离校出走。系书记郑朝宗老师知道此事后，开会说，张建英同学到哪里去了，这个人一定要找回来。这件事是我后来听曾锦潘同学（留校，现为教授）告诉我的。我回家结婚后，第一个孩子都快临盆了，系教务处的马达老师（后任广州音乐学院院长）受学校派遣，通过陈志贤同学找到我家，前后两次，让我回校复读补考，我也知道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又有一次，我带人去漳州参加音乐考试，遇到蓝金钟老师在监考，也是苦口婆心的让我回学校去。蓝老师说，不就是再一年半吗？当年有人说福师大音专的教学水平在全国同类学校中排在很前的位置，但我始终认为福师大艺术系的人最好，其人文关怀尤为可贵，也最令人尊敬！

多年以后，我又听罗则庆同学（后任平和县副县长）说：当年和我一起离校出走的学生有九个，都是“南方诗社”各个系的理事（福师大当年也只有九个系），其实当时并没有事先约定，怎么到头来行动就那么统一呢，可见当时喜欢文艺的大学生重“意气”而轻“现实”，颇有士大夫风骨。这一点至今让我常发感慨。据说大部分同学都被劝回学校了，好象只有连我在内有两，三个同学没回校吧？罗则庆同学还说，你已经成了人家小说里的模特了，有外语系的同学把你写进小说里。

三

回忆大学生活，以其一味的描绘高大尚的校园风光和师生们的光辉事迹，不如直面大学里鲜为人知的轶闻，趣闻，才能更接地气，也能更充分，更实在的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毋庸讳言，艺术系音专77，78，79三级的学生，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平。应该说是十年沉淀下来的艺术精华。多数学生在报考之前，就是当地的有名文艺人才，例如77级的严凤同学，早就参加过全国性的声乐比赛并获得名次，而78级的邢维立同学，之前在厦门就小有名气，和省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庄德坤就是好朋友。79级的朱劳光同学（原籍九峰复兴东窝头朱秉正先生胞侄，其父早年在龙海工作，出生于龙海），也刚刚从省艺校声乐专业毕业。报考福师大艺术系，主要是为了获取文凭。按当时国家的有关规定，当年艺术类很少设专业本科，多为专科。故福师大艺术系本科毕业生毕业后享有文艺十四级的待遇，而电影学院的毕业生不过为文艺十五级，我姐姐，姐夫从早年从福建艺术学院毕业，工作多年也不过文艺十五级。所以，当年艺术系的学生，根本就不把电影演员放在眼里。

福师大艺术系的校园风光绮丽，风格独到，很适合做电影实景拍摄。大约在1981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到艺术系取景拍电影《端盘子的姑娘》，在马精武先生带领下，来到艺术系驻点，因为那些演员们一个个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语言轻浮，举止粗俗，一些男演员还经常缠着女同学跳舞。音专同学们都很反感。有同学说，演员不就是戏子吗，有什么了不起，说到底还是低我们一级呢！为了报复，有同学竟然把寄存在系里的演出道具给藏起来了。导致在电影开拍的时候，有关人员找不到道具。让这些人急的如热锅上的蚂蚁。一个个脸红耳赤，又找不到发泄之处。由此知道福师大艺术系音专学生不好惹。学生们的这一行动，其实是对那些不良的演员做了一次警告。打这以后，演员们都变的循规蹈矩了。系里为此也召开了全体学生会义，系总支副书记在会上声色俱厉的说：哪个同学把人家的道具藏起来，赶快交出来，否则系里将对其进行严肃处理。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道具是浮出来了，但也没看到系里怎么处理。大概系里的领导和学生们的心思都差不多吧，对电影演员也很反感。

剧组来人时候，其中有化妆师，也许是为了和学生搞好关系，又可能是为了捞点外快，说剧组的高级化妆师同意给系里的男同学理发并做发型，每人只收五元，据说在北京上海，这些化妆师的收费是25元。有很多同学都去尝试一下，我也花了5元钱，让高级化妆师给鼓捣一番，你还别说，按当年的眼光，简直叫美呆了，到后来头发已经长到要遮住眼睛了，还舍不得剃。现在想起来，年轻时的有些想法确实幼稚可笑，审美也有缺陷，但人谁没有过“年轻的时候呢”？

当年在福师大校园里，经常有电影剧组来招收临时演员，记得有一次有剧组来招收广东籍的青年大学生的角色，有很多同学都怂恿我去试试。就这件事，让我想起了声乐老师戴如修和第一次见面，就问我是不是广东人，我说为什么？老师说我身上带有浓厚的广东人特征。你说，艺术系老师的眼光是不是让人叹为观止！也实在是太厉害了吧。有老师这句话托底，我自然跃跃欲试，也很想了解一下这招演员的过程，结果一口地道的“闽南普通话”，让监考老师一个个忍噤不俊，竟然还有人问我“你是不是莆田人”？一段报纸没读完，就听到面试人说——下一位……

四

前几年特地去福师大新校区看看，果然今非昔比，富丽堂皇，使我想起一个新词——如今学府深似海。一踏进门，就有“校园车”等着送你，但总觉得太清静了，不如旧校区温馨，特别是艺术系，就象生存在“社会上”。走出校门，周围都是居民，虽然当时没有学生街，也不鼓励学生创业，但学校周围人来人往，非常热闹。说实话，学校本来就是读书学习的场所，鼓励学生赚钱——创业不就是赚钱的好听话吗——谁能静下心来学习？也许，学理工科的可以，叫边读书边实验，而对于文史专业的学生来说，实有不妥。有人说，当代的教育，就象一个大机床，在这里制造出来的，都是为经济发展所用的机器和零件，根本就谈不上培养人才。

到新校区走了一遍，使我越发怀念在旧校区度过的日日夜夜。想的最多的就是校门口的私人小吃店，水果摊，还有仓山区劳动服务公司的青年职工朋友，其中有照相馆的，百货商店的，文具商店的员工，他（她）们一个个纯真善良，阳光向上。我甚至和仓山电影院的售票员都成为朋友，其中的方便，则无须多言了，小吃店对我们学生也格外照顾，一听是艺术系的，马上给扁食加一调羹香油。说到学生和居民交朋友，当年在厦大读书的曾少聪同学很值得赞赏，有一次我去厦大玩，曾少聪就请我和他一起来厦大旁边的居民家里泡茶，聊天。其实，当年的大学生年纪都很大，也很“社会”，有的都结婚生子了，例如中文系的陈章汉同学（我国著名詞赋家，福州文联主席），每个月还要从仅有的18.5元的伙食费以及4元的助学金里挤出5元钱寄回家里。这件事我是听陈章汉先生的同班同学说的，应该属实。也许，经历过生活磨难的学生，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知识的运用会更好一些。

上个月世纪八十年代初，是我国文化全面复苏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掀起学习文化的高潮，各个单位都开办文化补习班。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学习。连孙绍振老师都到文化宫去普及文化知识了。忽然有一天，传达室的阿姨来找我，说仓山劳动服务公司来电话，我接过电话一听，才知道是请我利用晚上时间去讲文化课，说好每个星期四节课，每节课补贴3元，算起来一个月有48天的收入，加上家里寄的钱，以及助学金4元，我每个月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本科生毕业后的收入，成为学生中的“大款”。也为后来创办“南方诗歌”打下了经济基础。

说到读书赚钱，我应该感谢老乡曾如松先生（作家，省电影家协会秘书长）。曾如松先生是大芹人，为老一辈文化精英，学问渊博，为人谦和，令我非常敬佩，当年在福州读书的时候，我几乎每个星期都是在他家里改善生活，去他家的次数，比我去大姐家还多。做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至今让我念念不忘。通过他的引见，我几乎认识了福州所有的文化名流，如知名作家姚文泰（作家，后福建电影制片厂厂长），我发现当年在省城的文化名流多为泉州，莆田人。其中王泉金先生（泉州人文学刊物“榕花”主编，文艺理论家，省电视台艺术顾问）被我视为“天人”，认为他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才子，文，史，哲，宗教，经济无一不精。有一阶段，几乎每天晚上都在他家里参加“文化沙龙”。后来王泉金先生在省新华书店工作的朋友有事请我帮忙，事成后给了我500元的酬劳，我以一己创办“南方诗社”，总共用了800多元，当年的500元是一个大数目。应该说王泉金先生是主要经济支柱，后来福师大接管了诗社，派来校团委书记当社长，本来诗社就没有社长，由九个系九个理事共同管理。教育系的黄静芬同学（作家，文艺副刊资深编辑）做为女生代表，接受我的邀请，任诗社教育系理事。接管的同时，学校赔付我400元，算是对我的精神损失费吧！而且把“南方诗歌”改成“南风诗社”，负责具体作作的中文系雷同学说“南方口气太大”？

五

转眼就七十了，想想别无遗憾，就恨自己书不但书读的少，还读的乱，读的多为小说，人物传记，古人轶闻，趣事等杂书，对于经史子集等典籍，不过是只看封面，偶尔随便翻翻，结果是一问三不知。时至今日，总算明白一个道理，以其读那么多的闲书，杂书，不如以同样的时间去好好去读一本经书或子书。由此深感自己还真不如过去读几年私塾的人。好在传统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人的基因，中国人一生下来就很中国，若非深受欧美文化的洗脑被“转基因”了，中国人就算目不识丁，其言谈举止也无一不体现中国精神。都知道为人当修身其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现在被称之为“情怀”，但在很多时候，却成为一些人的笑话。

80年暑假，我又到广州，韶关，南雄，始兴等市，县兜了一圈，每到一个地方，最先到的地方是新华书店，由此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所到过的很多新华书店，什么样的书都有，就是看不到一本诗集。回校后逢人就大呼不平，为诗歌鸣冤叫屈，由此更坚定了办诗社的决心。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就象孩子还在老婆的肚子里，就把名字想好了——南方诗社，当时年少轻狂，不知深浅，认为用“南方”一词，还算客气的，“南风”固然谦虚，但未免也太小家子气，诗歌怎么能是温柔的南风呢？不过，现在想起来，当时办诗社全凭着一腔热血，根本不在意“谋而后动”。当然，即使到现在，我还相信激情于事业上有着巨大能量。

福师大人才济济，中文系的几个才子自然不在话下，就平和的几个老乡，如罗则庆，曾凡章同学，就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尤其是教育系小女孩黄静芬同学，堪称少年天才。说实话，和他（她）们比起来，我的文学水平根本就不不值一提。但自诩在喜欢文学的学生中人缘很好，有较好的影响力，并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也有不少外系的文学爱好者外表上很尊敬我，例如外语系的一个同学（可惜名字忘记），整天跟着我，也经常旷课。可惜时隔太久，很多情节我记不清了，印象中只记得几乎天天有外系的，素不相识的同学找我，我也经常到外系去吃请客。前后有一个学期的时间，终于把诗社办成了，也不知道钱是怎么花的，自己花的不算，用于诗歌的钱就800多，好在我当时多一些心眼，能打发票的就打发票，但很多出外联系的车票和其它的费用就没有发票的。学校给了我400元，是根据发票的数字。说实话，至今为止我还为这件事耿耿于怀，花四百元能成立一个福师大全校性的诗社吗？但人活着总是要做点事情，不管大事小事或成功与否？甚至是做了错事，都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图片来自网络。图二为1965年福师大艺术系美专，音专毕业师生留影。

亲：情义无价，觉得不错，记得分享，点亮文末的“在看”。

张建英，平和九峰人，一位依然生活在上世纪的老人，创办《阿大的修修补补》微信公众号。擅长明以上年代的青花瓷鉴赏。